劉博元是內蒙古大學紀檢監察專業的大一新生。

劉博元本對法學專業感興趣，但數量龐大的法學生意味著今后更激烈的競爭，這讓她望而卻步。想著有權力的地方就會滋生腐敗，不少單位都需要紀檢監察工作人員，且紀檢監察與法學又有聯系，她便選擇了這個全國首次開設的本科專業。

入學后，有老師布置《忠誠與背叛》的觀后感，電影講述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屆中央監察委員會成立的故事。

劉博元在觀后感中寫道：“今天中國已經為我們鋪好了一條實踐的路。從嚴治黨、反腐敗斗爭，都是紀檢監察要做的工作，我們這個班級的設立也是這一工程的延續。和平年代也會有電影中的危機，在學習中不能直接接觸到工作，但這是我們以后能做的。”

根據內蒙古大學監察官培訓學院提供的數據，今年內蒙古自治區內文科錄取21人，最低分538分，高于一本錄取分數線79分;區內理科錄取5人，最低分548分，高于一本錄取分數線121分。

開學近一學期，課程以《憲法與民族區域自治法》《中國法律史》等法學內容為主，多數時候劉博元和法學專業學生一同上課。而《紀檢監察概論》則是單獨面向紀檢監察專業學生開設。

為豐富教師的實踐經驗，內蒙古大學曾選派部分教師到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培訓。在《紀檢監察概論》這門課上，老師不免跟學生聊起這段經歷。

內蒙古大學監察官培訓學院院長段計珍說，紀檢監察本科專業的培養方案，在自治區紀委監委的指導下，經過校內多輪討論和修訂。最關鍵的討論是教學內容以什么為主?有人認為應以紀檢監察的課程為主，但也有人認為應以法學和黨內法規為基礎，再增加紀檢監察課程。

最終的課程體系融合了法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多學科，涵蓋了紀檢監察領域的黨規和國法兩大部分，注重培養學生的理論素養和實踐能力。課程包括憲法、黨內法規學、紀檢監察概論等4門專業類基礎課，監察法、政治監督概論、法理學等17門專業核心課程，還設置了紀檢監察談話實務、紀檢監察大數據分析等實踐性課程。

云南師范大學雖尚未開設紀檢監察本科專業，但2013年就在全國首創全日制本科法學專業紀檢監察方向。按云南師范大學法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云南紀檢監察學院執行副院長尤偉瓊的話說，制定能培養出優秀紀檢監察人才的培養方案，是一直在啃的硬骨頭，先后四版人才培養方案，“鐵杵磨成了繡花針”。

彼時，云南師范大學無經驗可借鑒。而用人單位的面試，從翻翻檔案面談，發展到拿出一個案子讓學生現場分析。云南紀檢監察學院的做法是，盡量請用人單位到學院來，招聘過程中有老師陪同，記錄相關信息，反哺到人才培養中，“面試涉及這方面內容，教學時要增強補齊。”

尤偉瓊說，由于是法學與社會學學院承擔學歷教育職能，最初習慣用法學的思維理解紀檢監察。法學實務課程不多，但紀檢監察實務性又強。在此后調整培養方案時，逐步把法學課程設置得更適合紀檢監察學，同時增加了大量實務性課程。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在2022年云南紀檢監察學院紀檢監察方向的培養方案中，專業必修課程包括憲法學、中國法律史等4門學科基礎平臺課程，法律職業倫理、監察法學等3門專業基礎課程，紀律檢查概論、監察調查等13門專業核心課程，以及專業實習、專業見習、社會實踐等在內的專業實踐課程。

人才需求下的布局

今年6月，任建明參加了法學門類下一級學科的論證工作。在此前的紀檢監察學科專家論證組成員名單上，7名學者之外，還有7名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等部門的領導干部，“紀檢監察機關介入得比較深，是這門學科論證過程中的一個特點，這在過去是很少有的。”

任建明觀察到，紀檢監察系統是軍轉干部的主要去向，與其他黨政機關相比，紀檢監察干部學歷教育背景相對較弱，紀檢監察系統急迫希望有專業學科培養專業人才。

趙力曾在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辦公廳培訓，他發現紀檢監察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辦公廳工作人員雖不負責辦案，但基本每天加班一兩個小時，經常一個月不休息。

論文《創建紀檢監察學的意義、現狀與建議》印證了趙力的判斷，文章指出：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以來，隨著紀檢監察范圍的擴大，工作量同步增長，對專業人才的需求是持續、穩定和較大規模的。

基于上述背景，在紀檢監察學被列入一級學科前，已經有高校站在風口提前布局，設置實體專門學院開展人才培養工作。

早在2013年，中共云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原云南省監察廳與云南師范大學合作共建云南紀檢監察學院，確定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三大主題，并在全國首創全日制本科法學專業紀檢監察方向，至今已招生600余名。

在后來的紀檢監察體制改革中，紀委和監察委合署辦公，檢察機關反貪污賄賂、反瀆職侵權、職務犯罪預防三個部門的人員，整體轉隸至監察委工作，更體現出合作共建云南紀檢監察學院前瞻性。

尤偉瓊說，原先紀委更熟悉黨的紀律問題，而監察委對法律層面更了解，在實現“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后，面對新的工作實際，需要推進紀檢監察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培養復合型紀檢監察人才。

一個對人才渴求的例子是，法學與社會學學院有四個專業，每年用人單位招錄政審，在接待室排隊的多數人，都是奔紀檢監察方向的學生來的。有時尤偉瓊只得“謝客”，“今天已經排了10個人了，能不能明天再來?”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當天，西南政法大學率先成立了全國首個監察法學院。同年9月，在全校2000余名法學本科新生中選拔39人，組成2018級監察法學實驗班。

202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官法》。西南政法大學監察法教研室主任楊尚東告訴新京報記者，西南政法大學提交立法建議時，希望能在文本中單增一條支持全國監察法學科的發展，該建議被全文采納：“國家加強監察學科建設，鼓勵具備條件的普通高等學校設置監察專業或者開設監察課程，培養德才兼備的高素質監察官后備人才，提高監察官的專業能力。”

今年2月，江蘇大學成立紀檢監察學院，與法學院合署辦公。

今年9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管理辦法》，“紀檢監察學”進入新版目錄，成為法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

此后，湖南科技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福建師范大學等多所高校陸續成立紀檢監察學院。其中多位高校紀檢監察學院負責人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們正計劃增設紀檢監察本科專業，致力于建成本科、碩士、博士貫通的人才培養體系。

從“法律人”到“紀檢監察人”

“教學壓力倍增”，是趙力這學期最大的感受。

法學院本科畢業后，趙力又獲得了法學理論碩士和博士學位。畢業后他先是擔任法學專業的老師，這學期開始任教紀檢監察專業。不同于法學已有成熟完整的知識體系，紀檢監察對趙力來說也是新的知識領域。

給紀檢監察專業本科生上課時，趙力常擔心授課內容與其他老師重復，學生不能理解和接受，甚至自己要邊教邊學。

一個最直接的表現是，給法學專業的學生上《法理學》，他只需花一兩天時間備課，但《紀檢監察概論》要花一周時間準備，而且“仍然不太敢講，沒有底氣”。

西南政法大學紀檢監察學院院長譚宗澤，能理解趙力的處境。

譚宗澤告訴新京報記者，紀檢監察學屬于法學門類，但它是與法學學科并列的一級學科，有獨立的基礎理論體系。“法律人對紀檢監察理論與實踐的理解并不一定是紀檢監察學蘊含的本意，‘法律人’并不會一轉身就成為‘紀檢監察人’。”

段計珍介紹，目前國內紀檢監察方向畢業的博士不多，紀檢監察涉及的不少內容又與法學相通，該校從事紀檢監察學科的專任教師主要是法學背景。

在依托法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政治學、公共管理學等優勢學科的基礎上，內蒙古大學正加大紀檢監察相關專業人才引進力度，充實師資力量。在引進待遇方面，采用“一事一議”的人才引進政策，提高人才引進經費方面的支持力度。但段計珍坦言，內蒙古大學作為西部高校，“人才引進有很大的壓力。”

此外，內蒙古大學計劃從紀檢監察實務部門選聘校外實務專家，進行實踐課程教學與指導。

在江蘇大學紀檢監察學院執行院長李炳爍看來，人才隊伍是高校建設紀檢監察學科時面臨的首要問題，“不少高校都沒有這方面人才，只能想辦法自己培養。”

目前，江蘇大學紀檢監察學院的師資團隊，以法學教師為班底，整合了學校紀委業務部門人員，公共管理、馬克思主義理論、計算機大數據等學科教師。

同時，由李炳爍帶頭，鼓勵教師教學、科研領域朝紀檢監察轉向。

這并不是孤例。

據譚宗澤了解，目前大多數從事紀檢監察教學研究的教師，都是半途轉身，其中的帶頭學者大多“離開舒適區，投身新的競爭環境。雖是半路出家，卻是全力以赴”。

目前西南政法大學采取校內調任、校外引進、新聘教師等舉措，為紀檢監察學院配備了紀檢監察理論、中國共產黨紀律學、監察法律制度、廉政文化學、馬克思主義法律理論與黨內法規研究五個專任師資教學團隊，團隊成員共計56人，“能夠滿足紀檢監察人才培養的需求。”

不過，尤偉瓊說，早在10年前開展紀檢監察方向人才培養的云南師范大學，已經挺過了“自己沒有人才的”最艱難階段，實現了從“借人家的人才來用”，到“用別人的人才和自己培養的人才，形成自己的資源庫”。

尤偉瓊介紹說，在與紀委監委等部門合作過程中，逐漸筑巢引鳳，部分實務型專家由兼職教師變為專職教師。目前，紀檢監察方向共有53名教師，其中32人為實務型、雙職型專家。

實踐與就業的雙重困境

婁秉文是江蘇大學法學院紀檢監察方向的研三學生，去年暑假，在某地紀委監委實習，實習內容是材料整理和廉政法治相關的學術匯報。

不光是婁秉文。為進一步提升教師專業實務能力，去年11月，趙力作為內蒙古大學首批選派的21名骨干教師之一，在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進行6個月的實地培訓。

盡管已經簽訂了保密協議，但很多工作趙力仍無法參與。他擔心學生今后的實習成為一個過場，得不到真正鍛煉。

李炳爍正在為如何避免紀檢監察學科理論和實踐脫節而犯愁，“這是非常難解決的問題，也是制約學科發展的重要問題。”

兼任法學院院長的李炳爍，深知法院和檢察院涉密的案件、環節相對較少，法學專業與其溝通比較順暢。但“紀檢監察工作閉環性、政治性要求高，容易出現學生在高校只是學理論，對實務層面一竅不通的情況”。

對此，江蘇大學已經著手探索解決之道。在該校紀檢監察學院的教師隊伍中，有學校紀委辦案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也邀請了紀委監委資深實務專家擔任兼職教師，分析講授現實工作中脫密后的案件。同時江蘇大學還在建設紀檢監察虛擬仿真實驗室，通過設置真實的場景和問題，模擬辦案流程，今后學生將在網絡平臺進行實操訓練。

楊尚東認為，由于紀檢監察工作的特殊性，在校師生很難直接參與具體辦案過程。但他知道，“就算是一般的法學專業，也沒有學校老師直接領著學生上法庭打官司的。”

楊尚東說，紀檢監察學科的教育并不必然存在理論和實踐脫節的問題，這種刻板印象更多還是放大了紀檢監察工作的特殊性，以及忽視了高校產學研與紀檢監察工作的融合程度。

在任建明看來，高校在建設紀檢監察學科過程中，如果過于擔心理論和實踐的脫節，容易陷入對自身定位的誤區。

他援引教育家蔣南翔的名言，“重要的不僅是給學生一袋干糧，更應給學生一支獵槍。”任建明解釋說，學生吃完干糧就不剩什么了，但拿著獵槍可以打獵。偏抽象的專業基礎課程就是獵槍，而這正是高校優勢所在。

任建明曾赴香港廉政公署考察，新人需在培訓學校上課，并在較長時間內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跟隨有經驗的調查主任實習。任建明認為，在實踐的環境中，專業性強的知識并不難學，而且學生能在今后職業生涯中終身學習，但“大學做不到這一點”。

除此以外，多位受訪者談到了紀檢監察專業畢業生面臨的就業困境。一方面，進入紀檢監察機關需要通過競爭殘酷的公務員考試;另一方面，從現階段紀檢監察的實際運行模式來看，紀檢監察干部一般都要求是中共黨員。這都加大了畢業生對口就業的難度。

婁秉文正在備考公務員，他和身邊同學擬定的計劃是，先參加國考，再參加省考，實在不行就報考事業單位，再不濟還可以去公司當法務。

一位受訪者表示，引導學生的就業觀念是一方面，但紀檢監察事業的發展離不開人才支撐，需要解決配套的機制問題，不然將大大影響紀檢監察專業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不能只把工作當成飯碗”

隨著紀檢監察學被列入一級學科，越來越多的高校成立了紀檢監察學院，著手建設紀檢監察學科。

這讓早在2013年成立的云南紀檢監察學院，告別了孤單時刻。尤偉瓊說，早年學院教師發論文都難找到地方，“人家說你既不像法學，也不像管理學，還不像政治學。”

今年11月23日，全國紀檢監察學科微信群中已有37名成員，其中多數是各高校紀檢監察學院負責人和骨干教師。尤偉瓊難掩興奮，“有伙伴很溫暖，不再為找不到伙伴商量問題而犯愁。”

李炳爍也盼望著早日建成紀檢監察學科的學術共同體。在他看來，目前高校都在各自探索中，但并不清楚探索的方向是否合理。在他看來，學科專業建設有其規范和標準，在學科發展初期，面臨學科內涵、核心課程、畢業標準、如何進一步發展等困惑，需要通過學術會議等方式形成共識。

紀檢監察學成為一級學科才兩個多月，但問題已經開始浮現。

任建明觀察到，高校在建設紀檢監察學科過程中，缺少對“服務的客戶是誰?他們有什么需求?你的專長在哪?培養的人才能不能滿足客戶需求?”等問題的通篇考慮，帶有很大的盲目性。

李炳爍所在的江蘇大學紀檢監察學院，則瞄準了基層定位：利用大數據紀檢監察的學科特色，研究基層的反腐敗治理，為基層紀檢監察隊伍的人才培養提供支持。今年以來，該學院已承辦江蘇省農墾集團紀檢監察干部研修班、鎮江市京口區紀委監委紀檢監察干部培訓班等項目。

針對紀檢監察學科的未來發展，任建明建議，面向紀檢監察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紀檢監察專業碩士，應該成為最主要的學位類型。同時培養學術博士，為高校儲備師資。由于本科生對口就業仍存在公務員考試和入黨兩大門檻，他建議計劃增設紀檢監察本科專業的高校，前期盡量減少招生規模，提高生源質量。

此外，任建明建議，重視紀檢監察專業學生的職業倫理課程。

“反腐敗的對象手握權力，紀檢監察干部不能是和事老，不愿意得罪人”，任建明說，查處了大量紀檢監察干部，反腐敗的紀檢監察系統不應該濫用權力搞腐敗。他打了個比方，“就像醫院的醫生，應該去治病救人，而不是傳播疾病。”

“有志于從事紀檢監察工作的學生，要有強烈的正義感和使命感，千萬不能只把工作當成一個飯碗”，任建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