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公務員申論熱點(一)：公共空間意識

　　【背景鏈接】

　　近年來，有關國人出行素質的話題持續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中國號稱文明古國、禮儀之邦，禮法教育源遠流長，客隨主便、入鄉隨俗觀念深入人心。然而隨著出境旅游人數逐年遞增，國人在被許多國家當成“世界金主”競相延攬的同時，也因一些旅游陋習遭到輿論譴責和民眾吐槽，中國人儼然成為不文明的代名詞。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東西方文明的差異、出境人數的迅猛增長、國民素質整體不高以及某些媒體的過度放大等都有一定關系，但究其根源，還是在于國人公共空間意識的嚴重缺失。

　　【綜合分析】

　　1.內涵解讀

　　所謂公共空間，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間，包括街道、廣場、公園、體育場、居住區戶外場地、公共綠地以及公共圖書館等，它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公共資源。

　　公共空間意識則是指人們對于公共空間的范圍、功能、權屬等的思想觀念和心理認知。不同民族和文化構成不同的公共空間意識，西方文化注重個人隱私，崇尚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公共空間意識強烈。而東方人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對于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不太重視，加之傳統文化、民族性格、現行制度等因素疊加，導致公共空間意識相對薄弱。

　　2. 原因分析

　　“家國一體”的國家形態扼制了獨立精神和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得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普通大眾普遍忽視“公共空間”這一命題。正如學者余秋雨先生在談到中國文化的弊病時所指出的：中國文化對于公共空間一直比較黯然，總是強調上對得起社稷朝廷，下對得起家庭親情。但是，在朝廷和家庭之間，有遼闊的“公共空間”，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盲區。

　　近些年來，公共空間有了一定拓寬，但公共空間私有化、孤島化、碎片化趨勢嚴重，并與公眾活動相對分離。在這種歷史傳統與現實境況的雙重制約之下，國人公共空間意識自然難以樹立。

　　長期延續的熟人社會致使國人“私”的概念薄弱，空間距離相對較近亦即人際心理卷入度高。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博士把人際交往的空間距離分為四種：親密距離、個人距離、社會距離和公眾距離，不同的空間距離意味著不同的角色身份定位，進而影響到社交規則的確立以及權利義務的界定。我國傳統社會是以家族、鄉里為基本單元的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不是遵循契約和規則行事，而是憑借關系的生熟程度、感情的深淺程度。在這里，權、責、利的界線比較模糊，大家普遍缺乏對公眾距離和公共空間的理性認知和合理把控，以“關系”代替“契約”，以“情感”代替“義務”，以“面子”代替“權利”。當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依法治國成為治國基本方略，先進法治理念與傳統行為習慣之間的碰撞使得公共空間意識缺失這一文化弱項尤為凸顯。

　　法治觀念淡薄、契約精神缺乏導致權利義務界限不清。美國學者庫柏認為，公共意識并非“期望公民必須變得無私并在行為上完全利他，但它確實意味著，公民有責任既要發現他們自己的個人利益也要發現政治社群的利益，而對這一社群利益，他們負有契約性的自制的責任。”在法治觀念和契約精神依然匱乏的當下中國，公共空間對于多數國人來說，仍是一個新鮮陌生的字眼。對公共空間的概念，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如何劃分，哪些是屬于自己的公共空間，以及自己在這些公共空間里享有哪些基本權利、負有哪些基本義務，公眾知之不多甚至一無所知，相關法律法規也未作出明確規定。即使某些公眾對于公共空間有所體認，但也往往是狹隘的、局限的，只是側重于個人利益的實現，而對于更廣闊的社群利益則不能發現或者漠然視之。

　　3 重要意義

　　“公共空間意識”是現代文明的標志之一，也是建設法治國家、法治社會的前提條件。培養法治思維和公共精神，在實現自我權利的同時不妨礙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是我們每個公民義不容辭的責任。大力培養國民的公共空間意識，是當前家庭、學校和社會都不可忽視的重大問題。

　　【對策措施】

　　培養公共空間意識需要涵養公民的法治精神。

　　公共空間意識歸根到底是一種公民意識、一種權利義務意識。行使權利并非信馬由韁、為所欲為，而是有其特定邊界，應以不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權利為界限。否則，“一個人行使權利卻對其他人的權利形成威脅，那么自由將不復存在，權利也會相互抵消”，公共文明的塑造也就無從談起。因此，應通過多種途徑大力加強法治宣傳教育，努力提高全體公民的法律素養，尤其注重廣大青少年公共精神的培育和法治思維的養成，是培養公共空間意識的重要前提。

　　培養公共空間意識需要厘清公民在公共空間享有哪些法定的權利和義務。

　　公共空間的范圍不清楚，權利義務的界限不明確，這是導致國人公共空間意識缺失的重要因素。相關立法和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合理劃分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范圍，明確界定公共空間各方的權利義務以及違反義務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保證所有公共空間都能向全體公民開放，確保每個參與者的合法權利都得到平等尊重和保護。

　　培養公共空間意識還需培養并遵守公認的或潛在的道德規范。

　　公共空間意識的養成除了硬規則的約束，還要靠軟道德的引導。道德教育是培養公民公共空間意識的重要路徑。這就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并不斷創新道德教育，以全體公民的自覺自律為實現路徑，以社會輿論的正確導向來抑惡揚善，大力提倡和鼓勵公認的或潛在的道德規范。當這些道德規范成為大家的共識并且暢通無阻，國人的公共空間意識必將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不僅會減少社會的無序和混亂，降低社會管理的成本，還會激發越來越多的正能量，更大程度地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廣東公務員申論熱點(二)：規則與法治意識

　　【背景鏈接】

　　法治是規則之治,法治意識是法治社會建設的基礎,而規則意識則是法治意識的核心。在當前的社會治理中,無論是各種嚴重違法犯罪行為的產生,公共權力濫用、對權力缺乏監督和制約、權大于法等導致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行為,還是時常見諸各類媒體的各種違規行為,諸如在國內外旅游中的種種不文明現象,從馬路上“組團式闖紅燈”到地鐵里的不文明，從隨地吐痰到景區涂鴉，因航班延誤不問緣由打砸機場設施,在維權過程中的各種過激行為,不遵守公共規則和社會公德等等,都可以說是社會規則意識缺失造成的。

　　在野生動物園里，到處都是禁止游客下車、要求游客鎖好車窗的提示和警示標語，園方事前也跟游客簽了安全協議。盡管如此，由于國人規則意識缺失而釀成的野生動物傷人事件依然屢屢發生。2016年7月23日，在北京延慶八達嶺野生動物園內，一名自駕游女游客卻私自在猛獸區下車后遭老虎襲擊，同伴在施救過程中造成1死1傷。

　　【綜合分析】

　　1. 內涵

　　社會規則意識可以有廣義和狹義的理解。廣義的社會規則意識是社會各類主體對各種社會規則(規范)諸如法律、道德、宗教、風俗習慣等規則的認同、自覺服從與遵守,所形成的自主自律意識。狹義的社會規則意識是指各類社會主體在法治狀態下通過對法律規范內在價值的認同,進而把法律有效地內化為其自覺的價值尺度和行為準則,形成一種自覺的程序規則意識和自覺服從與遵守法律的自主自律意識。

　　我國國民應遵守的社會規則包括：

　　(1)當今社會主流的文明理念

　　(2)社會普遍的道德準則和良好習俗

　　(3)國家法律和地方法規

　　(4)黨和國家現行政策和號召

　　(5)受到社會公認的集體和個人自律準則

　　2.意義

　　第一，規則和法治意識建設是我國法治發展的重要環節。我國處在社會體制、社會結構、價值規范的整體轉型過程中，也即在確立新的價值目標和價值準則、在重新調整利益分配格局以建立新型社會運行機制的社會變革中建立法治國家。一方面，國家制度的根本性質決定了我國法治的社會主義方向，更能反映和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使現實的法律不再是與自身相脫離的、異己的、望而生畏的繩索，而成為人民的自我規定和存在形式。另一方面，由于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留給我們較多的是專制傳統，民主法治思想非常淡漠。因此，樹立全社會的規則和法治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前，把法治精神確立為整個中華民族政治心理轉型的主導價值取向，具有客觀需求性。

　　第二，規則和法治意識能夠帶來良好的社會秩序。規則和法律是社會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為了更有效地保護自己的權益而形成的普遍認可、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和原則。個體遵守規則和法律，就意味著不僅要保護自己的權益，也必須尊重并保護別人的權益。人越多，越需要人們遵守規則。只個體自覺維護規則的有效性，社會交往和社會群體就會有秩序可言。

　　第三，規則和法治意識有利于法治建設全面提高。法治建設是一個內容廣泛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有一系列法律規范、一整套法律制度和各種法治機制作為其“硬件”，也需要有相應配套的規則法治意識作為其“軟件”。在法治建設過程中，通過人們規則和法治意識提升，可以使人快速融入現代文明社會，在規則和法治意識下形成一套包含正義因素的價值觀念、一套全社會共同遵守的規則體系，法律制度與發自內心的規則和法治意識二者的相互統一、相互促進，法治建設才能全面提高。當全社會都有較高的規則和法治意識之時，我們就看到了法治國家的曙光。

　　3.我國缺乏規則意識的原因分析

　　第一，傳統法律觀念是缺乏規則意識的文化原因。理想的“規則”應該是“情、理、法”三者的融合統一，如果現實中的法律實現不了三者的統一，民眾則首先按照“情”行事。“情”可能是特定的人際關系，也可能是自身需要或者生活便利——為抄近路隨意亂穿馬路、為圖省事亂扔垃圾、為滿足煙癮在禁煙區吸煙均是如此。

　　第二，制度執行不力是缺乏規則意識的現實原因。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沒有切實有效的執行，再完善的法律制度都形同虛設。當前，我國在法律適用方面選擇性執法、運動式執法等問題仍然較為突出。選擇性執法是執法者對不同的管轄對象，刻意區別對待，有違執法公正的適用法律，如交警只對某號段車輛進行查處，而對其他號段車輛的違法行為視而不見。這種不能“一斷于法”的執法方式，不但使受罰者不可能產生對法律的信仰反而會認為“運氣不佳”，而且使未被處罰的進一步滋生僥幸心理。違法行為和懲罰之間的必然性心理邏輯被瓦解。運動式執法是階段性整治的重要形式，但由于缺乏長效機制，往往導致一松一緊、一亂一治的循環。運動式執法雖能在短期內收立見之功，但就長遠而言，破壞的是規則的穩定性和必然性。

　　第三，敬畏觀念不足是缺乏規則意識的心理原因。在我國，民眾保持敬畏的源動力更多來自于理性或人文精神。要實現這兩點，離不開道德教育和人文啟蒙，包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對人格平等的關注、對生命意義的終極思考等。在兩方面都需進一步加強。

　　【參考對策】

　　作為社會法治意識內涵的一個基本或核心層面,社會規則意識的培養應著重體現在以下方面:

　　權利意識。權利意識包括積極的權利主張與合法權益的保護兩個方面。權利行使的正當性意識,或正當程序意識。這種正當性的要求,就是公民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時要講程序,遵循一定的規則,不能濫用權利。

　　自覺守法意識。守法意識,即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嚴格依法辦事的意識。不管人們基于何種理由遵守法律,守法主體良好的守法意識是法律遵守的前提條件,也是法律被遵守的關鍵因素。

　　社會公德意識。遵守社會公德既是一項道德要求,也是憲法規定的公民的一項基本義務。政府依法行政意識。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不斷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是保障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條件。依法行政,核心是規范政府行為,防止政府權力濫用。

　　建設法治社會,在整個社會確立各類社會主體的規則意識,善于運用法律手段解決各種矛盾和糾紛。

　　對于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行政機關來說,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自覺養成依法辦事的習慣,切實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突出矛盾和問題的能力。

　　對社會組織來說,要在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前提下,通過合法渠道,依法依規維護公民權益。

　　對每個公民來說,要學會依法理性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認為只有鬧才能有效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不是法治社會對理性公民的要求。

　　廣東公務員申論熱點(三)：服務型制造

　　【背景鏈接】

　　“不賣產品賣服務”、從裝備制造商變身工程總包商、借PPP模式進軍公共服務市場……2016年9月，正在舉行的第十五屆中國國際裝備制造業博覽會上，國內一批裝備企業深耕服務領域的探索引人關注。借“軟服務”做優做強企業競爭力，已成為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方向之一。

　　2016年7月，工信部、發改委、中國工程院共同印發《發展服務型制造轉型行動指南》，倡導優勢企業再造產品形態和生產流程，為客戶提供社會化服務和專業化解決方案。本屆制博會上，由工信部組織的“服務型制造萬里行”活動走進東北，眾多大型裝備企業與服務型中小企業展開激情對接。服務型制造已成中國企業轉型升級躲不開的選擇。

　　【綜合分析】

　　加快制造業從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這個方向，既是我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現實要求，也是搶抓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重要措施，更是順應國內國際市場需求升級的必然選擇。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服務型制造，能夠推動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有助于實現“三個轉變”，即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

　　1.服務型制造內涵

　　智能制造、綠色制造和服務型制造，是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三個重要方向。

　　服務型制造是制造與服務融合發展的新型產業形態，是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在這種形態下，制造業企業通過創新優化生產組織形式、運營管理方式和商業發展模式，不斷增加服務要素在投入和產出中的比重，從而實現以加工組裝為主向“制造+服務”轉型，從單純出售產品向出售“產品+服務”轉變，有利于延伸和提升價值鏈，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產品附加值和市場占有率。

　　這個概念表達了三層涵義。一是產業形態層面，服務型制造是制造與服務融合發展的新型產業形態。加快服務型制造發展，對于優化產業結構，做優二產、做強三產都具有重要意義。二是融合方式層面，強調服務要素在制造業的投入和產出兩個方面的作用，也就是既要發展基于制造的服務，也要發展面向服務的制造。三是發展成效層面，不僅要向價值鏈兩端延伸，還要實現價值鏈整體提升。

　　2.重要意義

　　一是打造競爭新優勢。一直以來，我們的比較優勢在于產業門類全、產能大、價格低，能夠以較高效率為全球市場提供價廉物美的產品。但是，中國制造業核心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仍然較弱，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中總體處在中低端。發展服務型制造，以創新設計為橋梁，推動企業立足制造、融入服務，升級產品制造水平提升制造效能，拓展產品服務能力提升客戶價值，將能夠重塑制造業價值鏈。

　　二是培育發展新動能。工業化進程中產業分工協作不斷深化，催生制造業的服務化轉型。信息化則進一步加速了服務型制造發展。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要實現經濟換擋不失速、產業結構邁向中高端，必須補足短板，加快制造與服務的協同融合，實現制造業轉型發展。特別是要抓住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深度應用帶來的與全球同步創新的難得機遇，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中實現制造業可持續發展。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舉措。從產業結構看，中國經濟存在著低端產能過剩和高端產能不足并存的矛盾，要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更好地適應國內國際市場需求升級的形勢，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服務型制造，引導制造業企業以產需互動和價值增值為導向，由提供產品向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轉變，由提供設備向提供系統解決方案轉變，有利于改善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順應消費結構升級的需要。

　　3.發展服務型制造的機遇和挑戰

　　機遇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

　　一是動力和壓力同步作用。從國內看，我國已經處于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資本投入轉向技術進步，即創新驅動。行業特征則表現為專業分工進一步細化，對生產性服務的需求明顯增加。從國際看，發達國家經歷了金融危機后，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通過效率提升和服務轉型維持競爭優勢。我們必須加快發展服務型制造，實施同步創新，才能縮短趕超路徑，從跟跑者變成并行者甚至領跑者。

　　二是環境和技術同步具備。我國長期以來持續推動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在利用信息技術改造提升制造業方面，已有很好的實踐和示范。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爆發，特別是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的快速普及，為發展服務型制造帶來新的歷史性機遇。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提升了制造業的資源配置效率，優化了企業的生產組織和運營管理方式，催生了平臺經濟發展，為建立柔性化制造系統和推動產業協同創造了條件。

　　三是供給和需求同步升級。我國從2010年起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但從制造業的供求關系看，需求結構變化呈現新的特點，從過去新的消費領域橫向拓展為主轉向既有消費領域縱向升級為主，模仿型排浪式消費的階段性特征已發生變化，個性化、品牌化、綠色化消費逐漸成為主流。在供給側，我國制造業人均增加值大約只有美國和日本的1/20，制造業附加值率只有美國和日本的1/2，還有很大潛力和提升空間。在需求拉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下，制造業必須更加重視面向客戶的研發設計和產品服務等要素投入，將微笑曲線整體抬升，并向高附加值兩端延展，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

　　發展服務型制造也面臨四方面主要挑戰。

　　一是制造業企業自主開展服務化的動力不足。受傳統粗放式工業發展思維模式影響，我國制造業企業還普遍存在重規模輕質量、重速度輕效益、重批量生產輕個性化定制、重制造輕服務的現象，發展服務業務的動力還不足。此外，由于開展服務業務，需要大量的資金與人力支持，短期投入較大，而長期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如市場風險、技術開發風險、經營風險等，導致生產企業推進服務型制造轉型時比較謹慎。

　　二是部分關鍵領域自主研發設計能力欠缺制約了服務型制造發展。目前，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設計水平仍較低，難以形成提供差異化、個性化集成服務的技術支撐，難以提供獨創性的產品和服務，區域和行業發展不平衡，直接影響到企業向服務型制造轉型的程度和效果。

　　三是促進制造業服務化的政策環境有待完善。目前，國家雖然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但在制造業企業發展服務業務時還難以享受到服務業的優惠政策，比如：制造業企業普遍缺少服務類資質，在拓展服務業務時存在政策障礙。缺少統一的服務型制造統計口徑和標準，也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服務型制造的發展。

　　四是高端復合型人才缺乏。長期以來，制造業在以產品為核心的模式下，人才的培養方式比較簡單，人才儲備大多圍繞產品本身開展，適應服務型制造的創新人才培養體制機制尚不完善，缺乏復合型高端人才成長環境，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有待加強。

　　【對策措施】

　　一是需求與供給結合，明晰制造新方向。脫離、落后于市場需求，是諸多傳統制造企業遭到淘汰的主要原因。因此，離市場較遠的傳統制造企業更應以需求引導制造新方向，從“制造流”轉向“趨勢流”，為消費者提供定制化的專屬產品和服務。面對顯性需求，傳統制造企業要創新滿足市場需求的方式，實現快速響應;面對潛在需求，傳統制造企業則要“大開腦洞”，挖掘新的價值生長點，創新需求，引領新的消費理念和方式。

　　二是虛擬與實業結合，提升制造新能力。在互聯網時代，網絡信息技術為傳統制造企業實現虛擬經營提供了可能，企業可以借助互聯網實現全方位的輕模式運營：輕采購，利用電子商務平臺實現全國甚至全球采購，降低采購風險和成本;輕庫存，利用實時數據庫讓企業處于最佳庫存狀態;輕營銷，線上線下相結合，創新營銷方式，提高顧客黏性;輕人力，通過合理定崗實現組織架構輕型化。傳統制造企業應學會虛擬經營，學會輕模式運營，但不能過度追求虛擬化、完全脫離實業基礎。在“虛實結合”過程中，傳統制造企業要牢牢把握設計、品牌等核心環節，贏得市場定價權。

　　三是融資與融智結合，發展智能化制造。在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的時代背景下，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是必然趨勢。傳統制造業應學會在生產運營過程中注入智能化基因、數字化基因和互聯網基因，實現柔性生產和管理。

　　四是節能與減排結合，走綠色制造之路。走綠色制造、生態友好之路是傳統制造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做好節能減排工作，絕不僅僅是為企業貼上綠色標簽，而是要將綠色制造、生態友好真正內化為企業核心價值觀。傳統制造企業應通過承擔綠色責任煥發綠色生命力。一方面，跟蹤國際最新技術和產品，推廣應用節能降耗新技術、新裝備，重點發展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資源和能源消耗低的產品。其次，加強節能管理和成本管理，學習、引進、消化國際先進的生產組織經驗和經營管理經驗，并在行業內全面推廣，確保先進技術和設備取得顯著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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